翻譯之不可能性

2007年11月29日

Taking Fidelity Philosophically in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翻譯是必要的，卻又是不可能的，Spivak在“Translation as Culture”文中開宗明義這麼說，正呼應Barbara Johnson此篇論文的主題。從德希達的觀點來看，翻譯之所以不可能，原因在於文本根本沒有所謂單一的意義。在此情形下，更不可能追求忠實，因為不知道該對什麼東西或對誰忠實。無論是意義或形式，意旨或意符，長久以來的文質之爭，在德希達的論述下都被瓦解了。

 

將翻譯與婚姻互相比擬，把譯者比擬為重婚者，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重婚者（譯者）試圖對兩段婚姻（原文與譯文）都忠實，但重婚本身就是一個不忠實的行為，結果只會造成對兩方面都不忠實。但我想提出的是，這樣的比喻從一夫一妻制的觀點出發，但這種兩方互相約束的制度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如果是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社會，重婚是正常的行為，並沒有構成不忠實，用這樣的觀點來看翻譯，是不是更能瓦解「忠實」呢？若我們看穿這制度背後隱含的意識形態，是否更能看破「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