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一如往常的開車到學校，開了教室的門，把東西放好，然後走去摩斯漢堡買55元的早餐加咖啡，再帶著早餐去圖書室開教職員早會。主任與組長們報告著結業式與課程計畫撰寫等事項。然後校長拿起麥克風，說今天是學期最後一天，也是某位老師在本校服務的最後一天。於是我知道這一刻到了。
全校老師和校長的愛心，集結成美麗的花束與設想周到的禮物送給了我。在發表臨別感言時，我忍不住幾度哽咽，看到好幾位同事也都眼眶紅了。真的是很不捨，看著每一位在場的同事，我可以說出自己和他們每一個人的一段故事，這些回憶都會永遠珍藏在我心裡。
上午四節課，陪著小朋友們繼續完成字母小書，我請幾個小朋友幫我把一些個人物品搬到車上。到了中午，學生都放學了，我把電腦裡所有的個人檔案存到我的隨身碟，然後逐一刪除桌面的檔案，刪除我的最愛，刪除桌面上我家的照片，把電腦還原成最原始的狀態，最後按下清空資源回收筒，喇叭傳來一聲清脆的聲音，彷彿是一種代表結束的宣告。
最後檢查所有門窗與插頭，要離開的那一刻，the last glance，我關上門，一段21年半的青春歲月記憶也就此封存。
明天是我在這個學校教書的最後一天，今天有件事讓我感觸良深。
有一位同事我跟他原本很熟，八九年前共事之後，因為種種原因和一些事件(其實我也忘記是什麼原因和什麼事件)，後來我們就不說話了。在我要走的前夕，今天恰好有個和他獨處的機會，於是我跟他說，如果以前我的行為有任何不成熟或讓他感到不高興的地方，請他原諒我。
我會這麼做是希望在我離開這裡之後不要有任何遺憾，不管是我自己對這個學校，或是這個學校的人對於我，我希望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印象與回憶，而過去種種的不愉快都能隨風而去。
這件事解決了之後，本想可以這樣了無遺憾的離開，卻還是在最後這兩天發生了另一件讓我遺憾的事。事情有點複雜，但總之就是有一位同事不滿我給她兒子的英文成績打得很低。她認為我歧視她兒子。
我只能說，如果我陳紅薯的做人做事在本校有所謂的口碑的話，那麼這樣的指控對我而言幾乎是一種侮辱了。
而這，就是我的一點遺憾。
2008年1月10日
Border Crossings, by J. Hillis Miller in Miller's Topographies
在地球村的時代，旅行的何止是理論？以中國菜為例，在世界各地主廚的烹調之下，品嘗起來早已不是道地的中國口味。在一切交流都如此頻繁之際，Miller對於理論旅行、翻譯、甚至變形，抱持著肯定的看法。理論就像路得一樣，勢必要改變，勢必要翻譯，在絕對忠實已是不可能的情況下，又何苦執著於忠實？理論在新國度裡的發展，早已不是理論原創者所能控制的。翻譯後的理論被用於始料未及的新用途，從Mona Baker的角度來看，是譯者把文本材料挪用於不同的時空建構之下，從Miller的角度來看，這正是理論的開放性與活力所在。
把路得記當作理論翻譯的寓言，是一種很不錯的寫作方式。我總喜歡在閱讀論文的真知灼見之際，特別注意各個理論家論述的方式。Miller的寫作四平八穩，先有「翻譯」的定義探討，接著旁徵博引，討論Said、Benjamin、de Man的觀點，最後以路得記為例證，證明自己理論旅行的論點。雖然沒有小標題，但整篇看起來條理分明清楚，很值得學習。
我有一點疑問如下：Miller提到自己無法讀路得記的希伯來原文，所以只能讀譯本，並自承這點可能會引起批評。其實這也是我們在處理原文非英文的文本時，經常擔心被質疑的一點。但是我似乎看不太懂他的答辯，或許這點留待我們上課時討論吧。
2008年1月3日
Framing Narratives in Translation, by Mona Baker i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s
在Mona Baker眼中，譯者是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在建構譯文的過程中，譯者的決定或策略反映出本身的定位，也反映出行動的意圖。在原文譯文的對照案例下，可以看出譯者絕非被動接受者，而是積極參與者，藉由不同的策略，在整體宏大敘事中定位自己的小敘事。無論是時空背景的建構、文本材料選擇性的挪用、標籤化、參與者的重新定位，皆反映出譯者其實是有立場的，並不是透明的，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中立。
Mona Baker舉出的例子涵蓋層面非常廣，包含各語種、文類、媒體、翻譯形式，令人佩服其博學廣聞。有關政治方面的例子很容易讓我聯想到國內的情形，例如Derry與Londonderry的例子，就會讓我想到以「內地」或「中國」來指稱中國大陸，便分別反映出統獨的不同傾向。另外阿拉伯譯本將埃及總統沙達特的形象轉變為「出賣」巴勒斯坦的美國「走狗」，這與國內政治人物常掛在嘴邊的「中共代言人」、「賣台」幾乎如出一轍。當Mona Baker論述這一點時反映出她的立場，正如我對這種負面標籤的看法，其實也反映出我的立場。所以，誰能說自己是絕對中立的呢？
2007年12月27日
Globalization and New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面對全球化的時代，翻譯活動愈來愈蓬勃，譯者受到的壓力更大，責任也更重了。Michael Cronin認為在經濟、科技、政治因素影響下，需要重新定義譯者的角色。身為愛爾蘭人的他提供了許多第一手的觀察與引述，同時也提供許多數據，本文可說是兼顧質量的研究。在引述個案中，愛爾蘭譯者面臨的困境其實也是全球譯者同樣面臨的困境，資訊科技的發達並未使譯者成為受益者，需要翻譯的文件數量變多，時間的壓力變大，而機器輔助翻譯的後製工作使翻譯活動變得更乏味。
但在全球化幾乎等於英語化的陰影之下，翻譯活動更顯得必要且重要，因其不斷提醒著他者的存在，所以譯者便應肩負起抵抗均質化的責任。Cronin的許多引述以法文呈現，藉由參雜這些原文（indigenous words），他不但展現語言交混（hybrid）的精神，也以行動示範他對英語文化（Anglophone culture）的抵抗。但是不可諱言的是，這些原文卻也造成讀者閱讀本文的阻礙。
2007年12月20日
Foundation for a Model of Analysing Texts
兩位作者列出各種假設、結構圖、專有名詞，一開始讓人覺得這是一篇需要費力閱讀的文章。我努力將前面部分看懂之後，終於進入談論翻譯的部分，結果卻發現談翻譯的部分簡單明瞭，不禁有種失落感。花了那麼多功夫探究文本的各種因素，對於後面的翻譯討論似乎派不上什麼用場。換言之，例子2.6至2.11似乎可以單獨存在，不需要前面雷聲隆隆的鋪陳。
後面討論翻譯的部分，所謂靜態或動態的概念，類似於奈達的動態對等，似乎沒有多少新意。文中提出的例子，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譯者要能注意到原文的文體風格，句型或用詞的重複使用，背後可能都有其意涵或動機，譯者在翻譯時應盡量保持原味，讓作者的意圖或原文的效果得以實現。令我疑惑的是，在2.6-2.11的例子裡，那些比較能維持原文用字風格的譯文究竟是誰譯的？文中所說能夠skillfully handle譯文的譯者指的是兩位作者自己嗎？
2007年12月13日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by Gayatri C. Spivak
翻譯是最親密的閱讀行為，這一點深得我心。的確，光有語言是不足的，從Spivak的觀點來看，「愛」促成了對原文的完全臣服（surrender）。這種親密感促成譯者願意深入了解語言的歷史以及原文完成時刻的歷史脈絡，而對語言的熟稔程度，也到達足以用這個語言來談論心事的程度，唯有如此，譯者在從事不可能但又必須的翻譯任務時，才能比較稱職。
當我們翻譯時，就如同為原文發聲一樣，若不能感受到原文語言的邏輯、修辭、靜默三種作用，就可能抹滅掉原文的獨特性，以普遍化的通則來表現，結果便可能是不同文化的原文翻譯之後都呈現同樣的面貌。這樣的便宜行事，無異於西方殖民主義的暴力。正如西方女性主義者用其觀點來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發聲一樣，未能深入細察文化差異性，只著重表達文化的一致性，不免有過於天真或自大之虞。
2007年12月6日
'Des Tours de Babel’ by Jacques Derrida in Difference in Transtation
無論是敘述、評論、翻譯，德希達以文字證實了翻譯的難上加難。這篇對班雅明〈譯者的任務〉的回應，透過英文翻譯，在我們眼前展開，但我們真正的理解有多少？當德希達提到班雅明這篇序文困難之際，不知他是否意識到自己的文本亦如是？還是這正是他欲突顯翻譯困難所採用的途徑？ 德希達由一個字：Babel開始論述，討論其同時具有多重意義（天父之城、混亂）及多重性質（專有名詞、普通名詞），以此為起點，做為他展開論述的原型與寓意，在在聲明的即是上週我們討論過的概念，翻譯是不可能的，但卻又是必要的，因為翻譯是我們永遠無法清償的負債。 專有名詞具有不可譯性，如同最後一段所言，我們確實無法翻譯signature，其獨一而二的性質禁止本身被翻譯。但對於普通名詞的不可譯性，我認為班雅明論述得更為明白。brot與pain之間的不可取代性，是否更可以證明翻譯之不可能性？其解構日常用語的力量是否更勝於德希達解構聖經用語Babel的力量？
2007年11月29日
Taking Fidelity Philosophically in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翻譯是必要的，卻又是不可能的，Spivak在“Translation as Culture”文中開宗明義這麼說，正呼應Barbara Johnson此篇論文的主題。從德希達的觀點來看，翻譯之所以不可能，原因在於文本根本沒有所謂單一的意義。在此情形下，更不可能追求忠實，因為不知道該對什麼東西或對誰忠實。無論是意義或形式，意旨或意符，長久以來的文質之爭，在德希達的論述下都被瓦解了。
將翻譯與婚姻互相比擬，把譯者比擬為重婚者，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重婚者（譯者）試圖對兩段婚姻（原文與譯文）都忠實，但重婚本身就是一個不忠實的行為，結果只會造成對兩方面都不忠實。但我想提出的是，這樣的比喻從一夫一妻制的觀點出發，但這種兩方互相約束的制度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如果是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社會，重婚是正常的行為，並沒有構成不忠實，用這樣的觀點來看翻譯，是不是更能瓦解「忠實」呢？若我們看穿這制度背後隱含的意識形態，是否更能看破「忠實」？
2007年11月22日
Lori Chamberlain - Gender and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Chamberlain從有關翻譯的各種譬喻，探討翻譯活動始終被賦予陰性特質的命運。如同《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書中所言，譬喻普遍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用以思維與行為的日常概念系統，基本上都是譬喻性的。正因如此，種種對翻譯的譬喻反映出的是一種普遍對翻譯的思維觀點，這樣的譬喻經由不斷傳誦複製，也就不斷強化了翻譯活動的陰性形象。
要打破這樣的形象，必須避免再度落入二元論的陷阱。我十分贊同Chamberlain所說作者與譯者應該是一種合作關係。更進一步延伸，翻譯活動所牽涉的成員，包括作者、譯者、編輯、贊助人、甚至讀者，其實都應該是一種互相從屬互相合作的關係。Chamberlain最後的結論也深得我心，我們應該跳脫性別的界線來看翻譯，正如同我們跳脫性別的界線來看人權一樣。唯有如此，翻譯才能脫離性與暴力的種種譬喻，得到它應該得到的尊重。
2007年11月15日
The System: Poetics' by Andre Lefevere in Translation
Lefevere討論詩學引用了許多例子佐證，範圍涉及古今中外，其博學多聞令人佩服。但論及中國與日本文學系統往往僅在文學選集中隱隱傳達「重要的批評觀念」，而沒有著書立說，這恐怕並非事實。若Lefevere讀過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以及劉勰的《文心雕龍》，或許就不會下如此斷言了。若以這點推想Lefevere所提及其他文化的情形，在讚嘆其博學之際，不免也要思考一下是否全然如其所言。
此外，Lefevere認為與functional component相較之下，inventory component是比較保守不變且比較不易受外在環境影響的，尤其是在文學系統已經建立成熟的階段。但我認為無論是文類（genre）或主題（theme）都可能隨著外在環境影響而此起彼落，文學系統應該是一個動態（dynamic）的情況，藉由重寫或翻譯的活動，隨時都可能有新的文類或主題從其他文化滲透進來，無論是在文學系統形成階段或成熟階段，近年來奇幻文學的興起與圖文書的盛行便是一例。
2007年11月8日
Shoshana Blum-Kulka -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Blum-Kulka討論字句連貫（cohesion）與語意連貫（coherence）在翻譯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語言系統本身特性造成的，亦可能是譯者的決定造成的。對前者而言，如何證明A語言比B語言具有更明晰化的特性，恐怕不是一兩個文本的例子可以解答的問題，確實需要作者所言更量化的研究來支持此論點。
就此我想提出的是，有沒有可能各種語言無論是何種方向譯入或譯出，譯文總是比原文明晰化？ 如果有此可能，或許原因出在譯者的傾向。無論是譯文明晰化或加上附註，都反映了譯者以讀者為考量的立場，此種傾向看似體貼讀者，有時卻剝奪了讀者詮釋的權利與樂趣。若以讀者反應理論來看待翻譯溝通，文本的理解原本就存在許多詮釋的空間或空隙，等待讀者自己去填補。只有相信讀者有填補空隙的能力，譯者才能克制住想多做解釋的衝動，把詮釋的空間留給讀者，讓讀者得以自己領略文本的隱意或多元性。
2007年10月25日
Hans J. Vermeer -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 Action
弗美爾（Hans J. Vermeer）強調翻譯是一種行動，所有行動都有目的，因此翻譯也不例外。這點我十分同意，無論意識到或未意識到，每個譯文都有隱含或外顯之目的。我亦非常贊同一篇原文可能有多過一篇最正確或最好的譯文，這樣的論點可以跳脫「忠實」、「通順」之間的拉鋸戰，因為只要能達到目的，就應該是最正確或最好的譯文。
然而，弗美爾賦予了譯者非常大的責任，將譯者主體性提高到似乎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存在。譯者在現實世界裡其實聲音是微弱的，委託人（支付稿費的人）的聲音往往大於譯者。這代表在翻譯的這項行動中，其實還有其他人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真的要談目的論，即便有專家意見，可能還是得看委託人或譯文使用者真正需求的目的而作最後的決定，尤其在譯者考慮自己生計與未來合作關係的情況下，強調專家可決定何時、如何、是否可完成，恐怕是理想面大於實際面。
2007年10月18日
Theo Hermans - Translation in System
Theo Hermans將多元系統理論的來龍去脈說明得十分清楚，也對此理論提出評論，先前我對多元系統理論提出的質疑，在Hermans的文章中得到共鳴，令我讀來感到不亦快哉。例如多元系統理論學者二十年來始終如一，未見創新的發展，僅止於了無新意的修改。又如二元論的可議性，難道在中心/邊緣，正典/非正典，一級/二級之間，沒有難以界定的中間地帶嗎？令我最有同感的是，Hermans指出多元系統理論關注各種文類、規範、觀念在系統位置的變動，但是對於這些變動背後的原因卻避而不談。
Hermans的文章先談根源，再談名詞定義，再舉出兩個多元系統的例子，最後點出多元系統理論的限制。相較於Toury各種令人混淆的定義與分類，Hermans的思路清晰，文章通順易讀，加上架構清楚，文如其人，上個月聽演講時我也有此感。
2007年9月26日
George Steiner: The Hermeneutic Motion
George Steiner以詮釋的觀點來看待翻譯，將其過程分為四步驟。感覺上Steiner最重視的是第四個步驟，認為重新得到平衡是最重要的。他強調翻譯應該「沒有虧損」才是真正的「忠實」，但這樣的平衡卻仍是抽象而難以達到的境界。在提倡此理想境界的同時，卻又說完美的複製是不可能的，這樣的矛盾情結，與傳統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似乎沒有什麼太大差異，基本上仍是希望在「忠實」與「通順」之間取得平衡。此外，他提到nonsense rhymes是不可譯的，若果真如此，那Lewis Carroll的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書中豐富的韻文與文字遊戲又如何獲得全世界廣大讀者的喜愛？
整篇論文的文字比較艱澀，尤其是涉及哲學思考方面，不過許多譬喻的運用使得原本晦澀的論點變得較容易理解。但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些譬喻也是一種翻譯。換句話說，因為要理解抽象的觀念較為不易，因此透過譬喻/翻譯，讓讀者較能清楚掌握該抽象概念。以翻譯的方法來討論翻譯，Steiner彷彿做了一次典型的示範。
2007年10月4日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的位置，大部分時間都是位於邊緣位置，只有Even-Zohar所提的三種情形之下，翻譯文學才可能靠近中心。這樣的觀察似乎頗能說明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對翻譯文學的定位為何各有不同。不過這裡的二分法讓我感到有點疑惑，在邊緣與中心之間有沒有in-between的位置呢？有沒有可能翻譯文學與原創文學彼此互相競爭也互相合作，彼此滋養灌溉而位置相當呢？
無論邊緣、中心、或是兩者之間，Even-Zohar多元系統的理論最特別之處在於提出那種變動性，這種位置的變動顯然受到當時社會規範與脈絡的影響。但除了位置之外，其範圍的大小要如何界定？換句話說，如果翻譯文學在中心，當我們要畫出那個中心圓時，其半徑應該為多少？其範圍大小是否也會隨時代國家之不同而出現增加或減少的情況？在這方面的探索，或許需要數據的支持，才會有比較清楚的輪廓。
2007年10月11日的讀書心得
Gideon Toury - The Nature and Norms in Translation
圖里（Gideon Toury）對於規範的研究，跳脫了過去原文譯文是否對等的傳統觀念，將規範列為影響翻譯的重要因素，這樣的概念確實讓翻譯研究學者開始注意到社會脈絡的影響力。不過在他對規範的分類方面，如果能更清楚的圖示或範例，或許可以讓讀者更容易明白並區分。例如起始規範（initial norms）與預備規範（preliminary norms）字面上容易混淆。此外，前者指的是譯者採取遵循原文規範或譯文規範的態度傾向。而這種態度似乎也可以放到操作規範（operational norms）來討論，因為這種態度會影響譯者操作時的策略決定。
我相當同意圖里所言：規範是具有變動性的，三種規範不斷互相競爭流動。但我想進一步探究的是，什麼因素可以造成規範流動？換句話說，如果譯者試圖想打破規範或建立新規範的話，可以做怎樣的努力？譯者總是受制於語言規範、文體規範、倫理規範、道德規範，而無法盡情揮灑，若能找出造成規範變動的方法，我想或許可以為譯者解開一些束縛。
在某個寒氣逼人卻陽光普照的冬日，我與好友驅車至陽明山上的陽明春天享用午餐。
頂級素食料理對於食材的口味、顏色、搭配都十分講究。每上一道菜，服務人員便要解說一番。
冬日的陽光透過落地窗灑進來，庭院的造景與優雅的擺設相映生輝。
乾淨、簡單、素雅，一道道看似份量極小的菜餚，給了我們一個飽而不膩的下午。
貴婦級的享受，對於一個被稱為工作狂的我來說，是一種難得的奢侈。
心頭不知怎地想起陶淵明的詩：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不過，陶淵明的境界，怎是我這個凡夫俗女所能及呢？在此附庸風雅，真是罪過罪過。
The year 2011 will be a brand new start for me. I am going to work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for a university. It's time to move on. That's what I told myself when I made this decision.
Honestly, I don't know whether this is a good decision, but I know I have to do this so I won't regret in the future. Besides,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bad? I guess I just need to follow my heart, so I will feel more certain and happier.
I told a colleague last week about my leaving. His reponse was "you're so lucky. I wish I had your luck." I smiled and said nothing. Yes, I am lucky, but I also work very hard. Sometimes I even believe that the so-called luck only knocks at the door of the hard worker's house. If you just sit there and whine all day long, the luck probably will never visit you.
I've been teaching at this elementary school for more than 21 years. I have changed, from a young lady to a mature middle-aged woman. Every single day I spent here leads to who I am now.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is place and for the people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even those who used to give me a hard time. Without them, I wouldn't have the chance to go so far.
I know it's still early to say goodbye, but I would like to be prepared for this, so I could remind myself to cherish every moment I still have here.
So, farewell, Zhong Zheng.
And farewell, my precious years.
